wdas 可见，重大传染病疫情在法律上只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种类型，我们需要抓住它的社会条件和因素进行相关法律解释，这就是所谓符合事物之本质的解释方法。
为此，如何在法、检、公三机关配合的基础上，平衡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及检察机关在认罪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后，就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层面来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确保刑罚的轻重与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情况下，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情形做了细化规定，手段和目的之间具有均衡性，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17)刑事法秩序的塑造要体现宪法原则，这是认罪认罚制度合宪法控制的规范性基础。另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诉讼结构带来一定的冲击，如引发自我决定和自我处分原则与强烈的职权主义诉讼之间的矛盾以及追求效率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冲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关系到宪法上法检公三机关的功能分配与相互关系。对被告人认罪的，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为主，由庭审为中心走向速裁审理。在此，若以宪法的利益衡量为考察基准，刑事诉讼法细化刑法量刑体系的正当化前提，在于国家利用认罪认罚的目的及其所获致的利益，必须高于因此对被告人所造成的不利益。
⑥《宪法》第130条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在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决定与价值辐射下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补充了刑法规定，并赋予被告人对话协商的程序性权利。(23)Fritz Rittner, den Vorrang des Privatrechts,in:Albrecht Dieckmann(Hrsg.),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Müller-Freienfels,1986,Nomos,Baden-Baden,1986,S.509ff. (24)弗赖恩费尔斯(Freienfels)也指出，宪法优位是一个实定法的规范，民法优位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还有一些部分需要立法形成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它们都以私法秩序作为前提。诚如前述，宪法中存在这样的立法委托，如《宪法》第31条。因为国家介入的目的是防止社会陷入自我毁灭。(2)从约束对象上来讲，宪法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针对立法机关的法。
(19)参见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比如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为此，合同自由必须与权力平等相联系：每个人都有自我决定的权力，不能通过一方的权力去介入另一方的自我决定，从而形成单方的依赖。但是问题在于，宪法对民事立法的委托是很少的，主要有第10条第4款(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第11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3条第2款(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13)Hans Kelsen,Allgemeine Staatslehre,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Berlin,1925,S.153. (14)Konrad Hesse,Verfassungsrecht und Privatrecht,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Heidelberg,1988,S.31. (15)a.a.O.,S.40-41. (16)Herbert Krüger,Verfassungsvoraussetzungen und Verfassungserwartungen,in:Horst Ehmke/Joseph H.Kaiser/Wilhelm A.Kewenig/Karl Matthias Meessen/Wolfgang Rüfner(Hrsg.),Festschrift für Ulrich Scheuner zum 70.Geburtstag,Duncker ％′ Humblot,Berlin,1973,S.298. (17)Josef Isensee,Subsidiarittsprinzip und Verfassungsrecht:Eine Studie über das Regulativ des Verhltnisses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2.Aufl.,Duncker Humblot,Berlin,2001,S.281ff.,365ff. (18)前引注10,Ruffert,S.51。⑧比如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当然，这种根据需要通过实效性的宪法裁判或者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在缺乏相关制度的情况下即使民法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顶多只具有宣示意义。第一，是否不当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反过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却不能否定宪法的效力，所以宪法成为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上位法。但是私人自治与私法的关系在于，私法是在维护私人自治，私法不是用国家的要求来取代私人自治，在民事关系中私人自治是优先的，私法中的强制性要求是例外。
②耶林内克(Jellinek)清醒地指出，如果没有法官的审查权，那么就无法保证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不是在修改宪法。***制定的变通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24)宪法优位是解决规范之间的冲突，而民法优位是揭开基本权利的起源和背景。所以，民法的宪法化只能表明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这一比喻意义，民法本身就是国家立法权的产物，根本无力抵御政治国家的入侵，因此所谓民法的宪法化不过是民法的合宪化，即民法被宪法规训的反映。
这一标准可以称为依据标准，即下位法依据上位法的规定而产生，执行性立法都属于这一类。进入专题：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 。合同双方要想获得利益上的均衡，就必须要有一种最低的相对于另一方的独立性。宪法优位是指宪法具有否定无法保护私人自治甚至是侵犯私人自治的民法的效力的作用。虽然说宪法约束所有的国家权力，但实际上，行政权和司法权依靠法律就可以受到限制，即所谓的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只有立法权无法靠自身的法律来进行约束，否则就等于自己当自己的法官，因此可以说，约束立法权是宪法的独有功能，也是成文宪法所代表的人民主权区别于不成文宪法所代表的议会主权的地方。因为在国家中没有比主权更高的意志，宪法和法律的效力都源于主权。
在一个缺乏宪法裁判权的国家，只能说宪法优位无法变成现实，但不能说它的宪法就不应当优位。这可以看作是宪法优位在我国实定法上的明确体现。
它不仅规定了立法的形式和程序，也调整下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以排除特定内容的消极方式。宪法首先设定了私法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保护其免受立法的消除或者瓦解。
因此，即使宪法和民法都可以作为母法，也不能得出宪法与民法效力相等的结论。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与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议会邪恶税法的经历有关。
(36)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我国宪法上的立法委托至少有41处，包括表述为由法律规定或以法律规定的明显性委托和表述为依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律依法或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隐含性委托。再如《收养法》第33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他拿法国和美国的例子作比较，美国通过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强有力的违宪审查权来贯彻宪法的优位性，而法国则把法律视为卢梭意义上的公意的体现，从而不信任法院对立法的审查。它不仅保护人及其自由免受国家的侵犯，还通过个别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主要是生命和身体完整性——来保护其免受国家之外的侵犯。
此时，可以按照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干预—干预的阻却违宪理由的顺序来进行审查。Vgl.Wolfram Müller-Freienfels,Vorrang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Vorrang des Privatrechts,in:Manfred (Hrsg.), zum Handels-und Wirtschaftsrecht:Festschrift für Fritz Ritter zum 70.Geburtstag,Beck,München,1991,S.423ff. (25)Matthias Jestaedt,Grundrechtsentfaltung im Gesetz:Studien zur Interdependenz von Grundrechtsdogmatik und Rechtsgewinnungstheorie,Mohr Siebeck,Tübingen,1999,S.27-28. (26)林来梵：《宪法学与民法学》，载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当然，国家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必须限于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介入是有限度的，即所谓的辅助性原则。(15)(2)民法对宪法的作用体现在，私人自治是宪法的前提条件和宪法的预期。
但问题在于，宪法同时又是最高法，如果宪法与民法之间没有关系，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如何体现?因此，在笔者看来，宪法与民法关系的症结就在于宪法是公法与宪法是最高法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协调。从效力基础的角度，私人自治意味着通过意思表达来产生和阻止某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上的可能性。
根据辅助性原则，人权首先应当通过社会自治来实现，只有在社会无法落实该目的的时候才转由国家保障。宪法与立法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立法是宪法的具体化，比如弗里茨·维尔纳(Fritz Werner)于1958年发表的《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具体化》一文。(43)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宪法预期是指宪法背后的看不见的手，(16)私人自治就是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私人自治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在私人自治的前提下，市场才接受法律对经济关系、产品、交换和利益分配的调整。
(21)a.a.O,S.42. (22)参见王锴：《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29)其实，宪法和民法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保障人权。
(39)第二，是否有助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的国家目标、国家任务的实现，是否有助于保护国家象征。框架秩序的理论最早由凯尔森提出，后来由博肯福德(Bockenforde)引入宪法。
(44)参见苗连营、程雪阳：《民法帝国主义的虚幻与宪法学的迷思——第三只眼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41) 因此，所谓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主要不是指民法要依据宪法上的某个条文来制定，也主要不是指民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而在于宪法为民法介入私人自治设定框架或者界限上。
